陳寅恪沒有一張文憑,卻被譽為三百年來中國最博學的人!





1925年的清華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:學生如果有問題話,先找王國維,王不會再去找梁啓超,梁不會找趙元任,趙還不會的話,最後去找陳寅恪。陳還答不上來,那就是問題本身在當時沒有答案。

說到陳寅恪,他就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、文學研究家、語言學家,更是被譽為「全中國最博學之人」, 從12歲起他就先後在日本、德國、瑞士、法國、美國等多個國家的高等學府求學18年。



有趣的是,陳寅恪雖然遊學多年卻沒有一個學位。他是為了讀書而讀書。哪裡有好大學,哪裡藏書豐富,他便去哪裡拜師、聽課、研究。

但對大多數人趨之若鶩的學位,他卻淡然視之,不以為然。

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,學問博大精深,但在國內的體制下,仍屬於是「無名望,無著作、無學位」的「三無」學人。

他的侄子曾問他:「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,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?」陳先生回答:「考博士並不難,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,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。只要能學到知識,有無學位並不重要。」

1925年,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,時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啓超介紹陳寅恪。梁便推薦陳任國學研究院導師。

當時清華的校長曹雲祥問梁:「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?」梁答:「他不是博士,也不是碩士。」曹又問:「那他有沒有著作?」梁答:「也沒有著作。」曹說:「既不是博士,又沒有著作,這就難了!」

梁啓超聞之大為生氣,遂答曰:「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,著作算是等身了,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。好吧,你不請,就讓他在國外吧!」

接著,梁啓超介紹了柏林大學、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,曹雲祥聽後立即決定聘請陳寅恪。

而陳寅格一上講台,整個清華就被他折服了,吳宓、朱自清風雨不顧,必定是每節課都來占座位,就連大名鼎鼎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也跑來蹭課,下課後還意猶未盡畢恭畢敬向他請教。

他對學生們說:「前人講過的,我不講;近人講過的,我不講;外國人講過的,我不講;我自己過去講過的,也不講。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。」

如果沒有相當底子,一般學生壓根就不敢進他的課堂,因為進去以後就傻眼了,這根本就是在聽天書嘛。

後來一學期下來,學生基本就沒幾個了但只要是堅持下來的,後來都成了一代大家。

由此,清華園的師生很快就折服於陳寅恪的學識。每每他開課,慕名前去的學生擠滿了教室,常常還有別的教授過來旁聽。因其身出名門,而又學識過人,「北大舵手」鄭天挺教授讚譽陳寅恪是「公子的公子,教授之教授」。

在當時的史學界,陳寅恪的學問可以說是最高峰,會十幾種語言,研究貫穿文史,每有見解必不凡俗。

一代學界泰斗,卻沒有學位文憑,這便是陳寅恪的特立獨行之處。「士之讀書治學,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。」——只求學問,不受學位。陳寅恪讀書其最終目的,是為了「獨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」

北大校長傅斯年曾這樣說,「陳先生的學問,三百年來僅此一人而已」。

在學術界,陳寅恪是一代傳奇人物,而且一點兒不亞於他所崇拜的王國維,早在1919年留學哈佛期間,國學大師吳宓和他交談過後,即驚為奇才。

在給國內親友的信中他寫到:「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,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」。

1937年,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,陳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難民一樣開始了一段艱難歲月。

日本占領香港以後,國人生活物質極端困窘,當時日本的學者就寫信給軍部,要他們不能麻煩陳教授,。

於是日司令就給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,但憲兵往屋裡搬,他們夫妻往外拖,就是不吃日本人人的麵粉

。再後來,日本有人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陳寅恪創辦東方文化學院,又被陳寅恪堅決拒絕。

戰爭顛沛流離,物質生活困頓,勞作辛苦,陳寅恪的眼疾日益惡化。此時,他的右眼已經因視網膜的剝落而失明,左眼也只剩下一點點的微弱視力。

當時的電力供應不足,燈光幽暗昏惑,時不時停電,陳寅恪備課與寫作都異常吃力,就連學生的考試分數,也只能讓大女兒流求幫忙謄到成績單的表格中。

但就是在飽受這樣的煎熬中,他還是先後出版了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論稿》。

後來的他每天上課,都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,然後坐到椅子上,閉目講課。

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時,哪怕學生讀錯了一個字,也都會被他指正。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陳寅恪的耳朵,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。

1944年的那個寒冬,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,陳寅恪感到眼前漆黑,他什麼都看不見了。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,不是去醫院,而是讓女兒趕緊去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。

到了戰後重返清華園時,陳寅恪已是盲人教授。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,陳寅恪不從,「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?」

壯年目盲,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,胡適在日記中寫道:寅恪遺傳甚厚,讀書甚細心,工力甚精,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,今兩目都廢,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。

與失明相比,陳寅恪晚年的命運更令人唏噓。1967年「文革」開始,在黑暗的洪流中,陳寅恪被劃分為:「牛鬼蛇神」、「封建餘孽」、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」。

他居住的房子被大字報覆蓋,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,面對如此境況,這個雙目失明的癱瘓老人已無法下地,但還是被抬著出去批鬥。

學生們批鬥陳寅恪時,被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攔住,他大呼:「我是他的學生,他身上有的毒,我身上都有,斗我就行了!千萬別斗他!」當紅衛兵問劉有什麼感想,劉答道:「能替恩師受批鬥,是我一生的光榮。」

不久後,國務院副總理陶鑄被批鬥,紅衛兵問他為什麼庇護寅恪,陶正色回答:「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,我也那樣對待你們。」

1969年10月7日,陳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歷程,彌留之際,他一言不發,只是眼角不斷流淚。他的心愿,他滿腔的控訴聚積在心中,滿是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懷。

歷史的漩渦可以將個人吸納,身不由己的沉浮緊密結合在一起。不論是「行到水窮處」,還是「出入風波里」,風浪相激,凸現出抗爭的勇氣、擔當的力量。

那些時代的巨匠既是歷史航向的校正者,又是動亂年代的犧牲者。他們迸發出來的人性的燦爛光輝,讓戰爭、離亂等動盪不安的歷史背景略顯黯淡。

那些讓後人景仰的柔弱的身軀,猶如在強權的車輪下傲然開放的梅花,沒有讓精神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塵。

混亂年代,陳公的存在,他的浩然之氣,他的至大至剛,充塞於天地之間。曲終人不見,江上數峰青。那些消逝了的人物,其精神和風骨,並未消弭。

而大師的足跡留下來,則是我們回望歷史、反思現在最好的參照。

– END –

(圖片源自網絡 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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